【關稅戰爭的哲學真相】歷史不重演，人性才是最大變數

從選票到股價，那些以為不同其實一樣的選擇

馬克·吐溫（Mark Twain），本名山繆·蘭亨（Samuel Langhorne Clemens），是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最具影響力的美國作家與評論家之一，他擅長以幽默與諷刺筆法描寫社會現象，對人性的洞察尤為深刻，那句「歷史不會重演，但會押韻」（History doesn't repeat itself, but it often rhymes）雖未能確認是否出自他口，但其風格與思想卻與吐溫的觀點高度契合，這句話意在提醒我們，歷史事件雖表面不同，實質上卻往往重演著相似的人性劇本。

"歷史不會重演，但會押韻" 這句常被引用的話（多半歸因於馬克·吐溫 Mark Twain），用來提醒我們：表象不同，內核卻似曾相識，政治與投資，看似兩個不同領域，卻同樣牽動人性中的貪婪、恐懼、希望與妄念，我們不妨從歷史與哲學的視角，來看看這兩者如何在時間的波動中，反覆上演人性劇本。

我們總以為自己在當下做出獨立決策，但實際上，我們的選擇往往深受群體心理、社會氛圍、甚至媒體渲染的影響，無論是將選票投給某位候選人，還是在股市中選擇押注某檔股票，本質上都涉及對未來的預期與風險的判斷，而這些預期，經常不是基於理性分析，而是從眾心理與人性偏誤的投射結果，政治與投資都不只是數字遊戲，而是一場關於人心的戰爭。

全球事件：人性的舞台從未打烊

關稅戰爭與全球供應鏈重組：在過去十年內，世界目睹了一場典型的「以國家利益為名」而起的關稅戰爭，事件起於兩大經濟體之間長期累積的貿易矛盾與對技術發展領域的競爭焦慮，當其中一方指控另一方「不公平貿易」與「產業滲透」，戰火以關稅為武器點燃，雙方展開數回合互徵關稅的報復行動，從農業到科技產品，從初級原料到高端晶片，幾乎無一倖免，貿易壁壘如多米諾骨牌般快速擴張。

初期目的是試圖迫使對方讓步、改變結構性政策，但這場對抗並未朝理性對話方向推進，反而轉為象徵「政治強硬」與「民族自主」的競技場，企業與投資者被夾在中間，開始面對無法預測的風險與成本增加，許多跨國企業在不確定性加劇的背景下，只能被迫啟動供應鏈分散計畫，將部分產線轉移至「中立」或風險較低的國家與地區。

這波供應鏈再造，不只改變了全球生產版圖，也讓許多仰賴出口的國家被波及，尤其是那些正處於產業升級關鍵期的經濟體，在此動盪中失去了穩定成長的機會，然而對另一些國家而言，這卻是接收轉單、吸引投資的窗口，使得整個亞洲與東歐的經濟重心逐漸變化。

在這場沒有槍聲的戰爭中，全球股市反覆震盪，企業信心快速下滑，金融市場試圖從每一次談判聲明、制裁清單中尋找風向，卻發現任何利空與利多的解讀，最終都取決於政治人物的情緒與民意的擺盪，這場戰爭不只是經濟問題，更是一場心理戰：對未來的恐懼、對失控的擔憂、對「主導全球規則」話語權的渴望。

最值得警惕的是，這一連串舉措再次揭示了當前世界秩序的脆弱——制度設計能夠因單邊意志而快速瓦解，人類歷史上早已有無數類似的衝突：從十六世紀的英荷貿易戰、十九世紀的關稅保護主義，到二十世紀初全球經濟民族主義抬頭，每一次「捍衛本國利益」的說辭，最終導致的都是全球經濟分裂與政治風險擴大。

這場關稅戰爭之所以熟悉，是因為它押韻了人類歷史中的集體焦慮與控制慾，我們總以為科技進步與全球治理能消除戰爭，但遺忘了：制度設計再完善，也難抵人性中的猜忌與鬥爭本能。

引用西方哲學家的話：從自由到虛幻

為什麼要引用西方哲學家的觀點？因為在自由與制度的討論中，西方思想自啟蒙時代起便深刻影響現代政治與經濟制度的形成，我們如今所熟悉的「市場自由」與「民主制度」，其理論基礎多來自這些思想家，然而，這些制度的運行並非只靠邏輯與架構支撐，更深層地，牽動它們興衰的是人性。

「自由」被視為理性社會的根本，但若未設限、未自律，自由就可能走向虛幻與混亂，政治會變成意識形態的角力場，市場則變成情緒博弈的戰場，因此，我們不只是引用哲人的文字，而是藉此探討：當制度的初衷遇上現實的人性，會走向什麼樣的扭曲？又該如何理解其中的警示。

• 柏拉圖（Plato）在《理想國》中曾警告：「民主最終會導致暴民政治，然後是專制」他認為當每個人都自以為有足夠理性參與公共決策，社會就會淪為意識形態的角力場，最終導向混亂與集權，這一觀點不僅可以用來理解民主社會的脆弱性，也像極了投資市場中當資訊過載、人人皆可下單時所產生的群體非理性：一旦情緒取代判斷，市場將走向極端，正如民主走向專制一樣，是過度自由導致的反噬。

• 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說：「我們從歷史中學到的唯一教訓，就是人們從未從歷史中學到教訓」這句話是對集體記憶失能的精準剖析，每當市場泡沫形成時，總有人說「這次不一樣」，無視過往教訓的代價，投資人與選民一樣，傾向相信自己活在一個更進步的時代，並高估當下制度的韌性與新工具的可靠性，卻忘記了人性從未改變。

• 亞當·斯密（Adam Smith）在《國富論》中提出著名的「看不見的手」概念，強調市場在自由競爭下能自動達成最佳資源配置，然而，他也在另一部作品《道德情操論》中強調人類的同理心與情感如何左右經濟行為，並非完全理性，這點往往被遺忘，使人們誤以為市場機制足以自我修復，而忽視了制度後方那隻始終躁動的人性之手。

從這些西方哲人的視角來看，無論是政治或投資，皆建立在自由與選擇的理想上，卻同時存在被情緒操控的風險，市場的錯價與政治的誤判，其實都是同一條人性軌跡上不同的分岔路。

引用東方哲學家的話：萬象皆心造

為何要引用東方哲學家的觀點？因為東方思想歷來重視內在修為與宇宙秩序的和諧，提供了一種與西方制度理性不同的理解框架，在談論政治與投資時，我們不能只看表面制度或工具，更要關注人心本身的狀態，東方哲學強調「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認為外在秩序無法脫離內在德性的支撐。

「萬象皆心造」的意思是，外界的一切現象，終究是由我們的心念所投射與感知而來，無論是政治混亂還是市場波動，最終的根源不在制度設計或技術模型，而在人心的浮動與執著，因此，當我們觀察歷史或行情時，不只是觀察世界如何變動，更是觀察自己如何參與這場變動。這就是東方哲學對「人性即歷史」最深刻的注解。

• 陸象山： 「心即理也」在宋明理學中，「心」被視為宇宙的根本秩序所在，這種思想推及政治與經濟，就是「制度之外，還有德性；市場之外，還有人心」，東方哲學強調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次第，認為外在秩序的建立必先從個人內在修為開始，這對投資者而言，是一種克服情緒波動、堅持紀律操作的修行。
  

• 老子在《道德經》中說： 「治大國若烹小鮮」這句話用烹魚來比喻治國之道，意在強調不可操之過急，過多干預反而破壞本質。這正與投資的「慢即是快」理念不謀而合，市場如湯鍋，若頻繁翻攪（過度交易、追逐短線），只會讓養分流失、魚肉散碎，東方哲學給我們的提醒是：順勢而為，無為而治，才能在混沌中尋得長期穩定。
  

• 《易經》言： 「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這句話蘊含極深的投資智慧與政治遠見，無論是政局、經濟，抑或個人資產配置，皆需因時制宜、識時應變。不能因恐懼停滯，也不可因貪婪固守，真正長久之道，在於在困境中擁有轉化的能力，並於轉化中找到再出發的契機。
  

•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是儒家政治思想的根本，也啟示我們在市場中「信心為貴，資產其次，政策為輕」，一個國家若失民心，如同市場若失投資者信心，即便有再好的政策與制度設計，也無濟於事，信心的建立仰賴穩定與誠信，而信心的崩壞往往源於欺瞞與不確定。

東方哲學的精髓在於「內聖外王」：先安頓自我，再管理世界，這也體現了一種「慢即是快」、「急事緩辦」的處世觀，正如《孫子兵法》所言：「兵者，詭道也；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真正有智慧的決策者，會在出手前審時度勢、隱忍等待，確保謀略成熟再行動，做大事者講究謀定而後動，不為一時情緒所牽，更不應為爭一時之氣而使局勢惡化。

這在當代關稅戰爭的脈絡下尤其值得反思——一旦陷入「口舌之快」與情緒化的政治操作，不僅會誤判形勢，也可能失去原本可以通過談判達成的戰略平衡，進而對整體經濟秩序造成長遠傷害。

投資與政治最終的修煉場，不在市場或政壇，而在自己內心，唯有觀照自心、戒除浮躁，才能在亂局中保有清明與判斷力。

觀點：認清人性，是投資與政治的共同核心

我們常以為自己在做選擇：選擇哪一黨、選擇哪支股票，但事實上，更多時候我們只是重演自己「慣性反應」的劇本：追高殺低、逢熱而信、遇冷而棄，真正的選擇，並不在投票當日或下單那刻，而是在平時如何培養自己的心性與思考框架。

政治週期與股市週期最大的共通點，是都以人性的週期為核心，當過度樂觀與恐懼取代理性，泡沫與崩盤就會循環出現，每一次市場的高點，往往對應著大眾的信心巔峰；而每一次選舉的分裂，背後都隱藏著社會情緒的失衡，這不是理性制度設計的錯，而是人性的預測失準。

當我們投資或參與政治時，應該問的問題不是：「這支股票值不值得買？」「這位候選人值不值得信任？」而是：「我是不是在重演自己上一輪犯的錯？」「我有沒有看清自己的貪婪與恐懼？」

歷史不會重演，但人性不斷輪迴，若我們無法覺察自己的思維模式，就會一再踏入相同的陷阱，唯有認清人性、持續反思，我們才能打破「押韻」的命運，真正譜寫屬於自己的篇章。